福建共和國Republic OF Hookkien

摘要：福州在五代時期的南方小國中，初期只是小小閩國的首府，後期也不過是小小吳越國的邊疆州。但在這兩個時期內所扮演的角色的轉換過程中所經歷的一系列事件，以及它在南方諸國地緣政治中的作用，都值得我們好好地研究一番。而本文便是對這一特殊的區域，特殊的時刻，所發生的特殊的事件進行初步的研究。
關鍵字：福州 閩國 吳越國 南唐 戰役 地緣政治

引言

五代十國時期，在南方諸國中，由於疆域交界的情況很多，使得地緣關係非常複雜。特別是各個邊疆州的方位，及其地理條件，它們的得失，直接決定了一個甚至數個政權的興衰。而處於閩國東北，身為閩國曾經的政治中心的福州，就在王閩政權滅亡後成為了這麼一個極具戰略意義的地方。對它的控制與否，直接關係到吳越、南唐，以及清源軍，這三個政權的國防政策走向。因此，對閩國滅亡後福州最後的歸屬進行一番研究，能夠更好地認清南方諸國地緣政治的大概。

一 作為閩都的福州

唐末黃巢起義剛剛平息，蔡州秦宗權之亂又起，光州固始人王氏三兄弟乘亂隨刺史王緒南下。王氏兄弟在一場軍變中奪取了王緒的軍權後，逃至泉州，驅逐刺史廖彥若而佔據其地，以為基礎。隨後，數年之內，又乘福建觀察使換任之際，攻克福州。進而，“盡有閩、嶺五州（福、建、泉、漳、汀）之地。”[1] 隨後，王審知又因為“梁朝開國，累加中書令，封閩王。”[2]從此，建立了閩國，並以福州為首府，號“長樂府”。
於是，從後樑開平三年（西元909年）四月“庚子，以王審知為閩王”[3]開始，到後晉開運元年（西元944年）三月乙酉，“文進、重遇使拱宸馬步使錢達弑（王）曦於馬上”[4]，王閩絕王為止，福州作為王氏閩國的首府，一共發揮了35年的作用。期間，由於王氏內部爭權奪利，而導致福州受到重大軍事威脅的事件，發生過兩次。
其一，後唐天成元年（西元926年），王審知之子王延翰即位後，受到“自審知時與延翰不葉”[5]的王審知養子建州刺史王延稟，以及對延翰的任命不滿的延翰之弟泉州刺史王延鈞的合軍進攻。史載，此年“十二月，延稟、延鈞合兵襲福州。延稟順流先至，福州指揮使陳陶帥眾拒之，兵敗，陶自殺。是夜，延稟帥壯士百餘人趣西門，梯城而入，執守門者，發庫取兵仗。及寢門，延翰驚匿別室；辛卯旦，延稟執之，暴其罪惡，且稱延翰與妻崔氏共弑先王，告諭吏民，斬於紫宸門外。是日，延鈞至成南，延稟開門納之，推延鈞為威武留後。”[6]
其二，後唐長興二年（西元931年），王延鈞受到覬覦權力的建州刺史王延稟的進攻。史載，此年四月“癸卯，延稟攻西門，（王）繼雄攻東門；延鈞遣樓船指揮使王仁達將水軍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偽立白幟請降，繼雄喜，屏左右，登仁達舟慰撫之；仁達斬繼雄，梟首於西門。延稟方縱火攻城，見之，慟哭，仁達因縱兵擊之，眾潰，左右以斛舁延稟而走，甲辰，追擒之。”[7]
綜觀兩戰，前次受到由來自泉州和建州的兩支軍隊共同進攻，但實際上建州的軍隊利用沿閩江而下的順流優勢，率先攻破福州，泉州的軍隊因此乘其利而已。而後次，同樣是由王延稟率領的建州軍隊，在5年之後再次進攻福州，卻反而被福州軍隊擊敗。但究其原因，應該說是由於王延稟之子繼雄年輕氣盛，驕傲輕敵所致。而且，繼雄進攻的是東門，但前一次戰役中率先攻破福州則是從西門進入的，而當延稟再次親自進攻西門時，卻因為喪子之痛而在心理上把自己擊潰了。
因此，可以說在福州作為首府的35年時間裡，它的守備至少是不完備的。特別是，福州處於閩江的下游，一旦遭到從上游順流而下的建州方面的軍隊的進攻，很容易會被率先攻破其西門，進而佔領全城。
然而，當王閩政權滅亡，福州處於四戰之地，成為吳越、南唐兩國都極力爭取的戰略要地之後，卻從一開始就發揮了其相當大的防禦潛能。此為何因？下文將論及。
二 吳越、南唐對閩國的態度

王閩政權與錢越政權，歷來保持著良好的睦鄰關係，“貞明二年冬，王（王審知）與吳越為昏，吳越牙內先鋒指揮使錢傳珦來逆婦”[8]，從而建立了姻親關係。歷來在閩國內部政治鬥爭中的失敗者，也大都以吳越國為首先避難之地[9]。究其原因，則在於吳越國北面和西面一直處於“吳-南唐”政權的包圍之中，只有積極通好南面閩國，並聯合湖南的馬楚政權，才有可能建立起共同防禦機制，不被“吳-南唐”所兼併。後樑貞明四年（西元918年），吳、楚、吳越、閩四方對虔州的爭奪戰便充分體現了這一點，我將另撰文分析之。
然而，一直以來，閩國內亂不斷，使得它的鄰邦，特別是“吳-南唐”不斷有取閩國而治之的念頭。吳國與閩國互為敵國，但一則吳國初得江西地，對其控制不夠，輕易出兵閩地容易引起江西後方的動搖，二則閩國以奉事中原為務，若出兵，容易引來中原王朝對吳國淮南地的騷擾。所以，唐末五代初期吳、閩之間沒有大動作。直到南唐代吳之後，中宗李璟自恃國力強盛，又恰逢閩國內亂，便有了竊取閩地的打算。而這時，吳越國也感到了緊張，對於南唐的動作以及閩國的國情便密切關注。
後唐長興四年（西元933年）七月，建州土豪吳光因為閩國國計使薛文傑對其的聚斂，使得吳光率眾出逃吳國，並求救于吳國信州刺史蔣延徽出兵建州。延徽知道建州對於閩國的重要性，因為一旦控制建州，福州便指日可下，所以不等吳國中央的命令便出兵建州。然而事實是，“蔣延徽攻建州垂克，徐知誥以延徽吳太祖（楊行密）之婿，與臨川王（楊）蒙素善，恐其克建州奉蒙以圖興複，遣使召之。延徽亦聞閩兵及吳越兵將至，引兵歸；閩人追擊，敗之，士卒死亡甚眾，歸罪於都虞侯張重進，斬之。知誥貶延徽為右威衛將軍，遣使求好於閩。”[10]
此次戰役，雖然吳越國是作為閩國的後援一方的身份出現的，但沒有直接參戰的表現。可是此後，吳越國便開始正式關注閩國的前途問題了。其時，吳越國的統治者為文穆王錢元瓘，長興三年即位。後晉天福二年（西元937年）四月，被中原冊封為吳越國王，正式恢復武肅王錢鏐時期的王國體制。這時，身為閩人而出仕吳越的林鼎，也因為“國建，乃掌教令，尋拜丞相。”[11]不管林鼎的出任丞相是否考慮了其身為閩人的特殊背景，但至少在之後發生的又一場建州戰役中，林鼎的作用不應忽視。

三 吳越國控制閩國的初步嘗試

先讓我們看一下閩國國內的情況：
後晉天福四年（西元939年）閏月，從王審知時期便效忠于王氏的牙兵——拱宸、控鶴兩都——因為閩康宗王昶對他們的疏遠，以及對康宗自己心腹宸衛都的親近不滿，而發動兵變，殺閩康宗，扶持王叔延義即位。於是，“延羲（義）自稱威武節度使、閩國王，更名曦，改元永隆，赦系囚，頒賚中外。 ”[12]
而此時，任建州刺史的延義之弟延政已經在建州站穩腳跟，便開始向延義謀求更大的權力。一年後發生的一件事更是加劇了兩人之間的矛盾，《資治通鑒》卷282《後晉紀三》天福五年（西元940年）二月條載：
“閩王曦（延義即位後不久改名曦）既立，驕淫苛虐，猜忌宗族，多尋舊怨。其弟建州刺史延政數以書諫之，曦怒，複書罵之；遣親吏業翹監建州軍，教練使杜漢崇監南鎮軍，二人爭捃延政陰事告於曦，由是兄弟積相猜恨。一日，翹與延政議事不葉，翹訶之曰：‘公反邪！’延政怒，欲斬翹；翹奔南鎮，延政發兵就攻之，敗其戍兵。翹、漢崇奔福州，西鄙戍兵皆潰。”
在這裡，通過“西鄙戍兵皆潰”可以看出，福州對來自西面建州的防範還是不夠，一不小心，便會重蹈前人的覆轍。於是，延義乾脆冒險出兵越境作戰，此年“二月，曦遣統軍使潘師逵、吳行真將兵四萬擊延政。師逵軍於建州城西，行真軍于城南，皆阻水置營，焚城外廬舍。”[13]
不過，王延政畢竟佔據有實力以及地理上的優勢，他一邊請兵于吳越以壯聲勢，一邊積極準備兵馬反攻。“三月，戊辰，師逵分兵三千，遣都軍使蔡弘裔將之出戰，延政遣其將林漢徹等敗之於茶山，斬首千餘級。『『『丁醜，王延政募敢死士千餘人，夜涉水，潛入潘師逵壘，因風縱火，城上鼓噪以應之，戰棹都頭建安陳誨殺師逵，其眾皆潰。戊寅，引兵欲攻吳行真寨，建人未涉水，行真及將士棄營走，死者萬人。延政乘勝取永平、順昌二城。”[14]經過三次戰鬥，福州兵已經被完全打敗，且“自是建州之兵始盛。”[15]
正當建州軍隊大勝之時，吳越國的援兵才遲遲來到，而且出兵之前，吳越國內還經歷了一番爭論。作為吳越國的南方屏障，閩國的安危關係到自身的興亡，所以當閩國內亂之時，為了不被南唐乘勢進佔，吳越國必須儘快保證對閩國的控制。只是，吳越王不免急功近利，沒有理會丞相林鼎的“指陳天文人事，累疏切諫 ”[16]，並於二月“壬戌，吳越王元瓘遣甯國節度使、同平章事仰仁詮、內都監使薛萬忠將兵四萬救之。”[17]
我們不知道林鼎的“疏”的內容具體是什麼，但林鼎“生於明州大隱村”[18]，一直生活在吳越國境內，對閩國的感情勢必淡薄，不存在什麼私人隱晦問題。而以一個身居丞相重位的吳越人的身份，對倉促出兵進行“切諫”。況且，此時吳越雖然是出於對自身安危的考慮出兵建州，甚至想以建州的地理優勢順便東向奪取福州，控制閩國，但時機遠遠沒有成熟。事實上，吳越兵在建州也確實無所作為，受到了已經取得勝利的王延政的遣返。雖然當延政要求吳越軍離開時，“仁詮等不從，營於城之西北”[19]，但由於受到了閩主王延義在道義上的逼迫，又加上天雨且食盡，最後反倒被延政以武力給趕了出來。
於是，吳越國第一次對閩國的控制嘗試，便這樣破滅了。不過，雖然失敗地極不光彩，但它至少反應了吳越國對閩國的重視，並為之後數年出兵福州提供了經驗。

四 福州城主的不斷更替

正當閩主王曦（延義）和王延政不斷發生軍事衝突之時，在福州城內，卻爆發了直接導致王閩政權滅亡的變故，以及一系列為了爭奪對福州的控制權而引起的權力鬥爭。
當年扶持王曦上臺的拱宸、控鶴二都，因為篡弑前主康宗的緣故，懼怕閩人對自己有所不利，於是在二都的上層領導人之間，互相結為婚姻，以圖自保。然而卻遇上王曦此人“果於誅殺，嘗遊西園，因醉殺控鶴指揮使魏從朗。”[20]因此，拱宸指揮使朱文進，以及閤門使連重遇便和王曦的皇后，妒忌王曦寵妾尚賢妃的李氏聯手，在後晉開運元年（西元944年）三月乙酉，乘王曦去李氏的父親李真家探望李真病情的時候，“使拱宸馬步使錢達弑曦於馬上”。[21]
而既然朱文進已經兩次弑主，也就不再顧什麼君臣之義，屏棄王氏子孫，自己直接接受眾將的推戴，南面即位。並“以羽林統軍使黃紹頗為泉州刺史，左軍使程文緯為漳州刺史”，[22]又接受汀州刺史許文稹的歸附，儼然閩國之主。此年八月，為了取得中原的承認，又“自稱威武留後，權知閩國事，遣使奉表稱籓于晉。” [23]而後晉，也承認事實，於“十二月癸醜，加朱文進同平章事，封閩國王。”[24]
然而，朱氏政權畢竟並非“正統”，不光其派去泉州和漳州的兩位刺史，都被其地部將以恢復王氏基業為藉口誅滅，在建州的早已被封為富沙王並稱大殷皇帝的王延政，首先就不希望自己的家族遭此劫難。於是，延政一邊積極抵禦南唐的進攻，一邊發兵幫助泉州擊退朱文進的討伐。
不過，此時的福州，已經陷入一片混亂。而時世的混亂，則也導致了史事記載的混亂。根據《資治通鑒》卷284《後晉紀五》開運元年閏月條的記載：
“殷吳成義聞有唐兵，詐使人告福州吏民曰：‘唐助我討賊臣，大兵今至矣。’福人益懼。乙未，朱文進遣同平章事李光准等奉國寶于殷。丁酉，福州南廊承旨林仁翰謂其徒曰：‘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賊臣，富沙王至，何面見之！’帥其徒三十人被甲趣連重遇第，重遇方嚴兵自衛，三十人者望之，稍稍遁去。仁翰執槊直前刺重遇，殺之，斬其首以示眾曰：‘富沙王且至，汝輩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亟取文進以贖罪！’眾踴躍從之，遂斬文進，迎吳成義入城，函二首送建州。”
如此，則是林仁翰受到殷人的妄言，先後誅殺連重遇、朱文進，以歸建州。然後，王延政才“以從子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繼昌都督南都內外諸軍事，鎮福州；以飛捷指揮使黃仁諷為鎮遏使，將後衛之。”[25]而據馬令《南唐書》：
“王延政遣統軍使吳承佑以游兵巡福州境，紿曰：‘唐助我討賊，大軍至矣！’福州信之，連重遇殺朱文進，裨將林仁翰殺重遇，函其首歸承佑。延政以其子繼昌守福州。”[26]
若此，則是王延政親自教唆吳承佑（當為《通鑒》之吳成義）去福州散佈謠言，並且朱文進先被連重遇所殺，然後連重遇再被林仁翰所殺。此二者史料尚有相通之處，而據宋人無名氏之《五國故事》：
“連重遇方殺文進，傳首建州。以從子繼昌來守福州，為淮兵所阻，不得進。指揮使李孺贇乃推卓儼明為主。『『『未幾，殺之，遂自立。”[27]
如果這個記載可信，那麼，我們甚至連連重遇的下落都不知道，而有無林仁翰此人更是未知，且王繼昌也沒有進入福州城內。而又根據宋人錢儼《吳越備史》卷3《忠獻王》記載：
“閏十二月，閩人殺朱文進，尋以僧岩明為主。未幾，為其下李仁達所殺而自立，歸款金陵。”
這樣的話，那麼連重遇在這場變故中根本沒有出現，或者作用不大，被史家省略了，而林仁翰也一樣沒有記載。而在宋人龍袞的《江南野史》卷2《嗣主》中，更節省為“時福州民李義殺延政之子自稱留後，遣使納款降嗣主”這一句話。
以上所有混亂的記載，都令後世的史家們頭疼，以致于在何勇強先生的因諸多精彩考證為學界所讚歎的《錢氏吳越國史論稿》一書第四章中，也只是含糊地說了一句：“走投無路的朱文進被迫投降。但還沒等他見到王延政，肩上的人頭已經被忠於王氏的一群老兵拿走了。王延政暫時重新統一了福建。”並沒有指明連重遇以及林仁翰的具體情況。
而如果綜合諸多史料，則不難發現，《通鑒》和《馬書》都認為是林仁翰最終在朱文進和連重遇都死了以後，才投誠于王延政的。而王延政事先是否知道吳成義去慌報軍情？則通過兩書都說延政事後派出了自己的兒子繼昌去接管福州來看，應該即使延政沒有親自教誨成義，至少也是默許他的做法的，因為在南唐軍隊壓境的情況下儘快奪取福州以為後退做準備是很有必要的，只是不敢明言後退的準備怕影響士氣罷了。關於朱文進和連重遇是以什麼順序並被什麼人殺掉？則《五國故事》和《吳越備史》都沒有講明白，那麼或許這個小問題已經成為千古之迷，而兩人都在大亂中死去，則是無疑的，但這些人也不一定就是忠於王氏的。關於王繼昌到底有沒有進入福州城？除了《五國故事》說沒有，以及《吳越備史》沒提及外，都認為繼昌是進去了，而《五國故事》所說的“為淮並所阻，不得進”這個理由似乎有些牽強，因為淮兵在不熟悉閩地情況下，不大可能阻斷建州和福州之間的道路，所以應該認為繼昌是進去了。
既然王繼昌以王延政的代表的身份進入了福州，那麼《吳越備史》的“閩人殺朱文進”後，“‘尋’以僧岩明為主”的情況就可以排除了。而之後的情況，則變得清晰起來。據《九國志》記載，在王繼昌被王延政派遣送入福州後，受到同時被派遣的福州在城鎮遏使黃仁諷的輔佐。但由於“繼昌庸懦，無馭下才，人心不安”，且 “會江南兵逼建安，將吏知其必破”，所以，福州“上下思亂”。[28]於是，曾經“仕閩為元從指揮使，十五年不遷職”[29]的李仁達，夥同陳繼珣，一起鼓動黃仁諷殺了王繼昌，並在後晉開運二年（西元945年）三月己亥，立僧人卓儼明為主。不久，即開運二年五月，心懷叵測的李仁達又藉口殺了繼珣與仁諷，並在閱兵的時候乾脆除掉了卓儼明這個幌子，自己當起閩國的主人來了。並且“自稱威武留後，用保大年號，奉表稱籓于唐，亦遣使入貢于晉『『『又遣使修好于吳越”[30]，取得了所有的能夠爭取得到的支持。至於《江南野史》中提到的“福州民李義”當為李仁達（李仁達降南唐後，受賜姓名為李弘義，歸入南唐宗室，李義當為李弘義的省稱。）之誤，其殺延政之子而自立恰也屬實。
於是，這場從開運元年三月開始，到開運元年五月結束的福州城主的爭奪戰，以李仁達的最後勝出而告終，歷時一年零兩個月。而另一場更大的福州主城爭奪戰，則還在後面等著這做不幸的城市。
五 南唐對建州的控制

福州城內連續一年多的混亂狀態，使得其周邊的政權都蠢蠢欲動，想要第一時間佔據這塊要地。對於南唐來說，這是一個奪取全閩之地，以“恢復”大唐輝煌的絕好時機；對於吳越國來說，這是一個鞏固南部邊防，順便訓練數十年沒打過仗的庸兵劣將的好機會；對於殷國來說，這是一個重新回都閩中，重建王氏基業的時刻；而對於閩地境內的其他各州，這個時候，恰好是他們發展自身實力，以乘亂謀求獨立的難得機遇。所以，從開運元年（西元944年）十二月南唐進軍建州開始，一場牽動各方利益的福州爭奪戰便拉開了帷幕。
關於這場戰爭的準備階段，則是發生在福州內亂之後數月，南唐軍隊對建州長達九個月的攻堅戰。最初，在朱文進發動政變兩個月之後，即南唐中宗保大二年（後晉開運元年）“夏五月，閩將朱文進弑其君曦，自稱閩王，遣使來告。”[31]此時南唐方才知道閩國內部發生了如此巨大的動亂，於是便想以弑君之罪為藉口，乘機消滅閩國。不過，南唐朝廷內部對此的意見頗不一致，加上小朝廷一直受到黨爭問題的纏繞，直到此年十二月，方才“詔以文徽為江西安撫使往覘建州『『『乃以邊鎬為行營招討，共攻延政”。[32]
而最後攻下建州，已是在八個月之後的第二年（開運二年，西元945年）八月份，通過陸續到來的援軍的幫助，才“克建州，執王延政，歸於金陵，拜羽林大將軍”[33]。然後，“九月，許文稹以汀州，王繼勳以泉州，王繼成以漳州，皆降于唐。唐置永安軍於建州。”[34]這樣，南唐通過對建州的決定性勝利，才取得了閩地除福州以外其他三州的策略性歸附，但這本身並不意味著南唐已經實際控制了閩地，所以，必須要在短時間內拿下福州，才能奠定對全閩的控制。
只是，此時的福州，已經在李仁達的控制下近三個多月了，到保大四年八月南唐陳覺矯詔發兵福州開始第一次戰役時，則已經一年多過去了。在這段時間內，李仁達曾經於開運三年“四月，遣弟弘通（降南唐所受賜之名）將兵萬人伐之（泉州王繼勳）”[35]，但不幸被泉州的新興軍閥留從效在奪取泉州的統治權後擊敗。從此，留從效便以泉州為基地，走上了割據道路，雖然名義上尚且受南唐統治。於是，福州之西有南唐鎮守建州的永安軍節度使王崇文，南有南唐鎮守泉州的泉州刺史留從效，北靠吳越國，形成了各方都欲爭取的四戰之地，在這種情況下，戰爭不可避免。

六 南唐和吳越對福州的初次爭奪

雖然福州對於南唐控制全閩至關重要，但當有人“欲乘勝取福州”時，“唐主不許”[36]，他們“陶醉於表面上的大獲全勝之中，認為福建已盡入自己手中。”[37]只有陳覺在當時南唐政壇元老宋齊丘的支持下，向南唐中宗求得了福建宣諭使的職務，前往福州打算以口舌之辯讓李仁達自願入朝。但李仁達根本沒有意願入朝，且“弘義（仁達）知其謀，見覺，辭色甚倨，待之疏薄。覺不敢言入朝事而還”。[38]這樣，身為南唐樞密使的陳覺便在回到劍州（南唐取建州後，割建州與汀州接壤之地而置。）後，“矯詔使侍衛官顧忠召弘義（仁達）入朝，自稱權福州軍府事，擅發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建州監軍使馮延魯將之，趣福州迎弘義”。[39]第一次福州之役正式開始。
對於此戰，根據史料，我們可以分以下諸階段來敘述：
首先，是南唐對福州形成的包圍之勢。後晉開運三年（南唐保大四年，西元946年）八月“丁醜，（陳）覺、（馮）延魯敗楊崇保（福州樓船指揮使）于候官，戊寅，乘勝進攻福州西關。弘義（仁達）出擊，大破之，執唐左神威指揮使楊匡鄴。”[40]初戰一勝一負。南唐中宗雖然憤怒于陳覺的矯詔，但也不得不聽從馮延魯之弟馮延巳的勸告，“以永安節度使王崇文為東南面都招討使，以漳泉安撫使、諫議大夫魏岑為東面監軍使，延魯為南面監軍使，會兵攻福州 ”[41]。於是，在福州城外，“延魯、魏岑、王崇文等各領兵萬數，四面俱至，圍城數重，有國以來，出師之盛，未之有也！”[42]並因此而“克其外郭，弘義（仁達）固守第二城”。[43]
其次，是吳越軍隊的介入。《資治通鑒》卷285《後晉紀六》開運三年九月辛醜條，“弘達（弘義、仁達）更名達，遣使奉表稱臣，乞師于吳越。”直到十月，方到吳越國首府杭州，即《吳越備史》卷3《忠獻王》所謂“開運二年『『『冬十月，金陵攻福州，節度使李弘義遣客將徐仁宴、李廷諤等求救于王。”此時的吳越國內，新王錢弘佐即位才不過四年，年方十九，但年輕氣盛，且在大臣的輔佐下，很快就組建了一支新招募的軍隊，[44]“命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水陸兵三萬人以救無諸（福州漢時為閩越國首府，閩越王無諸居之，遂名。）。”[45]隨後，一個月內，即十一月“己酉，吳越兵至福州，自罾浦南潛入州城。 ”[46]從九月到十一月，不過兩個月，吳越軍隊便抵達福州，遠比當初出兵建州救王延政迅速。也可表明，吳越國在此次介入福州戰事，是經過了數年的準備，並報了必下的決心的。
再次，是南唐援軍的到來。就在吳越兵到達福州之後，“唐兵進據東武門，李達（李仁達）與吳越兵共禦之，不利。自是內外斷絕，城中益危。 ”[47]在這種大好形勢下，“而覺、延魯、岑各欲功在己，不相應接，偏裨莫肯用命，故未能克。”[48]於是，“覺奏請（王）建封濟師，建封率五千人會之，破福州版寨，入東武門。”[49]東武門屬於福州夾城（即本城之外城，上文所謂之外郭。），王建封率軍佔據福州東面之東武門，把吳越援軍與福州守軍困在城內。當時，出援南唐軍隊的還有留從效。
第四，是吳越第二支援軍的抵達。在福州圍城數月之中，之所以遲遲沒有攻克，則是由於南唐幾位將領之間的“欲功在己，不相應接”。於是，吳越國再次於第二年（後漢天福十二年，南唐保大五年，西元947年）三月，“復發水軍，遣其將余安將之，自海道救福州。己亥，至白蝦浦。”[50]
最後，則是南唐軍的潰敗。先從吳越援軍在城南大破南唐軍開始，史稱：
“（白蝦浦）海岸泥淖，須布竹簀乃可行，唐之諸軍在城南者，聚而射之，簀不得施。馮延魯曰：‘城所以不降者，恃此救也。今相持不戰，徒老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自降矣。’裨將孟堅曰：‘浙兵至此已久，不能進退，求一戰而死不可得。若聽其登岸，彼必致死於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延魯不聽，曰：‘吾自擊之。’吳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延魯不能禦，棄眾而走，孟堅戰死。吳越兵乘勝而進，城中兵亦出，夾擊唐兵，大破之。唐城南諸軍皆遁，吳越兵追之。王崇文以牙兵三百拒之，諸軍陳于崇文之後，追者乃還。”[51]
與此同時，在王建封所占的東武門方面：
“或言浙兵欲棄福州，拔李達之眾歸錢唐。東南守將劉洪進等白王建封，請縱其盡出而取其城。留從效不欲福州之平，建封亦忿陳覺等專橫，乃曰：‘吾軍敗矣，安能與人爭城！’是夕，燒營而遁。”[52]
既然王建封拔寨而回，自然是從陸路的福州城北經過，這樣圍攻福州城北的南唐軍也隨之而逃。而福州西門原本就在戰役的第一階段就處於李仁達的控制之下，南唐軍也就無可奈何了。於是，“唐兵死者二萬餘人，委棄軍資器械數十萬，府庫為之耗竭。余安引兵入福州，李達舉所部授之”。[53]
從而，長達八個月的第一次福州爭奪戰以吳越國與李仁達聯軍的勝利而告終，南唐不僅沒有占得尺寸之土，而且還大敗而還。

七 吳越國對福州的初步統治

雖然吳越國乘著南唐軍隊的腐敗，以及福州守將的歸降而取得了對福州的統治權，但李氏兄弟畢竟只是出於緊急情況才主動獻土的，這種熱情在福州的軍事包圍得到解決後，還是慢慢地消沉了。
根據《吳越備史》卷3《忠獻王》：
“（開運）四年（西元947年）『『『三月『『『戊戌，王（錢弘佐）遣將余安率水軍救福州，大敗淮師，獲其將都指揮使楊匡業、蔡遇等，偽東南面行營都統王建封等走之，擒戮裨將孟堅等並餘黨二萬餘眾，器械數十萬。李弘義（仁達）歸附於我，更名孺贇。夏四月，李孺贇遣弟孺賓來請入覲，從之。”
又同書卷3《忠遜王》：
“開運四年『『『秋七月，閩帥李孺贇來覲。『『『閏七月，王（錢弘倧）命李孺贇複任無諸，王親餞于碧波亭。”
身為曾經的福州統帥的李氏兄弟，在福州歸吳越國後相繼入覲，雖然各自見到的吳越王不同，但兩人都嘗到了寄人籬下的滋味。於是，在吳越國權臣胡進思的幫助下，李仁達回到了福州。但是，這樣一來，又和吳越派往鎮守福州的大將鮑修讓處不到一起了。此年十二月癸巳，“威武節度使李孺贇與吳越戍將鮑修讓不協，謀襲殺修讓，複以福州降唐。修讓覺之，引兵攻府第，是日，殺孺贇，夷其族。”[54]這樣，吳越國最終還是以武力控制住了福州的局勢，保證了已經取得的勝利成果不再失去。
然後，“吳越王弘倧以丞相山陰吳程知威武節度事”。[55]吳程此人，“始在東越，以父蔭不事苦學。有謂程曰：‘觀子骨法與群儒類，但恨他日登將相，不長談論耳。’程遂勤學。”[56]以勤學之士，丞相之位，而出任福州邊疆，可見吳越國對剛剛歸附福州的重視程度。
從開運四年十二月，直到乾佑三年（西元950年）二月南唐再次進攻福州，吳程對福州的和平治理一直持續了兩年有餘，福州的防禦功能也因此得到了加強，從而為第二次福州戰役的成功做足了準備。

八 南唐對福州第二次出兵

雖然南唐軍隊在福州的失利有主觀上的原因，但南唐的軍隊實力確實不能忽視，南唐新佔領的建州，在經過王崇文的治理之後，也確實有更加強大的趨向，再加上建州之戰中降唐的建州驍將陳誨受命出任為劍州刺史，福州的形勢日趨危急。不過，這時不利的條件，則是“是歲（乾佑二年，西元949年），唐泉州刺史留從效兄南州副使從願，鴆刺史董思安而代之。唐主不能制，置清源軍於泉州，以從效為節度使。”[57]這樣，福州留氏就徹底擺脫了南唐的陰影，成為獨立的藩鎮，並堅持明哲保身的原則，對福州保持了中立的態度，使得南唐失去了一部分可以援助的力量。[58]
對福州的覬覦始終是南唐的心病，進而統治全閩更是其夢寐以求的願望，加上清源軍的獨立對其造成的打擊，作為當初第一個攻打建州的南唐將領，時任建州永安軍留後的查文徽一直在尋找機會再次出兵福州。因此，當有人告訴他駐紮在福州的吳越“棄城”而歸時，他毫不猶豫地相信了，並馬上出兵福州，開始了第二次福州之役。
對於此次戰役的進程，綜合諸多史料不盡相同的記載，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進程：
首先，查文徽輕信謠言。《資治通鑒》卷289《後漢紀四》乾佑三年（西元950年）二月條雲：“福州人或詣建州告唐永安留後查文徽，雲吳越兵已棄城去，請文徽為帥。文徽信之。”又《吳越備史》卷4《今大元帥吳越國王》乾佑三年春二月條雲：“初，福人告查文徽曰：‘吳越兵已棄城去，請公為帥。’ 文徽信之。”而《新五代史》卷62《南唐世家》所雲“福州詐言‘吳越戍兵亂，殺李仁達而遁’，遣人請建州節度使查文徽”，以及陸遊《南唐書》卷5《查文徽傳》所雲“時李弘義挾吳越兵據福州，偽遣諜來告福州亂，文徽喜”則明顯為誤，因為李仁達早已為吳越國所殺。或許查文徽身在南唐尚未得知李仁達的生死，而福州方面的吳越守將正是利用這點散佈謠言，因為在南唐方面看來，李仁達畢竟是閩人，他如果真的被吳越所殺，正好可以借為閩人報仇的機會出兵福州。
其次，陳誨首戰告捷。《通鑒》雲：“文徽信之，遣劍州刺史陳誨將水軍下閩江，文徽自以步騎繼之。會大雨，水漲，誨一夕行七百里，至城下，敗福州兵，執其將馬先進等。”[59]又《陸書》雲：“文徽喜，率劍州刺史陳誨赴之。誨將舟師至福州下，擊敗其兵，執吳越將馬先進等三人。”[60]而《備史》沒有陳誨戰勝之事[61]，畢竟是吳越王室錢儼所作，出於面子關係，敗仗能省即略。《新五代史》把陳誨戰勝並俘虜馬先進之事置於戰役的最後敘述，則是對接下去緊接著的“（李）景送（馬）先進還越，越亦歸景（查）文徽。”[62]這句話做鋪墊罷了。而且陸遊《南唐書》卷12《陳誨傳》亦明言其所擒吳越將三人為馬先進、葉仁安、鄭彥華，並通過吳越敗將之口，“始知福州未嘗有變”。所謂的變亂應該正是吳越軍散佈的謠言。
再次，查文徽一戰即敗。《通鑒》雲：“庚寅，文徽至福州，吳越知威武軍吳程詐遣數百人出迎。誨曰：‘閩人多詐，未可信也，宜立寨徐圖。’文徽曰：‘疑則變生，不若乘機據其城。’因引兵徑進。誨整眾鳴鼓，止于江湄。文徽不為備，程勒兵出擊之，唐兵大敗。文徽墮馬，為福人所執，士卒死者萬人。”[63]又《備史》雲：“閩州刺史吳誠（程）詐遣兵數百出迎文徽，誨諫曰：‘閩人多詐，未可圖也，宜立寨徐徐圖之。’文徽曰：‘疑則生變，不若乘機據其城。’乃引兵徑進。誨整眾鳴鼓，還于江湄，吳誠（程）與潘審燔等勒兵擊賊，大敗之，遂執文徽等，士卒戰溺死者一萬餘人。”[64]兩書所雲幾乎一樣，可以為信。而《新五代史》雲“留誨屯江口，進至西門，伏兵發，文徽被擒”[65]則可以補文徽被擒之地為福州西門。但《陸書》所雲“弘義陽遣卒數百人出迎，而設伏西門以待，文徽傳令徑入其城，陷伏中，大敗，墜馬，被執送錢塘，將士死者萬人。”[66]雖則“弘義”之事明顯有誤，卻也可以證明文徽被所擒之處為福州西門。
最後，則是幾乎沒什麼疑問的兩軍帶著各自的俘虜回家。《通鑒》雲：“誨全軍歸劍州。程送文徽于錢唐，吳越王弘俶獻於五廟而釋之。”[67] 又《備史》雲：“陳誨等率親部而遁。”[68]又雲：“夏四月，王以查文徽等獻於五廟，國人為之聳觀。”[69]在此之後，兩國又遣還各自的俘虜，重新和好，即所謂“（李）景送（馬）先進還越，越亦歸景（查）文徽。”[70]
因此，對於這場吳越國精心準備的，利用南唐將領查文徽的弱點，一舉擊潰的戰爭，我們已經可以從上面的推論中搞清楚了。[71]而吳越國只所以主動發起此次戰役，則是對其福州這塊新領地的防禦力量的一次鞏固，並借此向南唐證明，福州已經是吳越國的領土了。而在此次戰役之後不久的“六月，敕授王（錢弘俶）兄東府安撫使弘儇知福州威勝軍事”[72]，則更向世人昭示著吳越國對福州的絕對控制以及重視。

九 吳越對福州的長久控制

經過兩次說不上多麼偉大的戰役，吳越國最終實現了控制福州的願望，並不顧福州只有一州的事實，繼續任命威武軍節度使，以表明福州在吳越國南疆國防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根據朱玉龍所編《五代十國方鎮年表?福州》所考，在吳越國對福州長達三十年的統治中，有二十年是以錢氏宗室為節度使的。不過，雖說從此之後，一直到吳越王納土歸宋，福州都在吳越國的統治之下，但它也並未從此相安無事。
南唐方面，在第二次戰役失敗之後，再次變更在建州的人事。因為劍州刺史陳“誨在兵間，皆有功，號為名將，遂為建州節度使兼侍中，訓兵積穀，隱然為大鎮”[73]，他對福州的危險依然存在，並因此而在後周顯德三年（西元956年）五月對福州發動了最後一次軍事進攻。
《資治通鑒》卷293《後周紀四》顯德三年五月丙申條雲：“唐永安節度使陳誨敗福州兵于南台江，俘斬千餘級。”又《吳越備史》卷4《今大元帥吳越國王》顯德三年夏五月乙酉條雲：“金陵『『『建州刺史陳誨以小船沿溪而下，福州指揮使馬進、姚章等執於賊，未幾誨亦宵遁。”
而為什麼這次是南唐勝利了，但之後的二十年內，南唐再也沒有進攻福州，此次南台江之役成為了南唐唯一能夠挽回面子的事件？則是其時，南唐正在北方與後周英明之周世宗爭奪江北之地，並最終於顯德五年三月，“唐主複遣劉承遇奉表稱唐國主，請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數十萬。於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 [74]南唐的首府金陵未被攻下已屬萬幸，對於東南之福州，更是無暇顧及了。
吳越國方面，這次小戰之後，“六月，王命兄仁俊知福州彰武軍事（原注：周改威武軍為彰武軍，史失書）。”[75]而作為吳越文穆王長子的錢仁俊曾經長期在內牙軍中擔任要職，並一度被文穆王作為其王位繼承人來培養的[76]，讓這樣一位能幹之宗室鎮守福州，可以想見其重視程度。
因此，吳越國對福州的控制可以說是很成功的。

結論

終於結論了，通過對閩國、吳越國、南唐國、殷國、清源軍、威武軍、永安軍這諸多政權圍繞福州這一地區的一系列事件的描述，我們大致能夠想見福州在當時南方諸國地緣政治中的重要作用。過多的話語也無須再說了，最終吳越國取得了對福州控制權的鬥爭的勝利，是諸多歷史因素作用的結果，並非吳越國有多麼強大的力量。但確實，福州的控制，對吳越國的南方邊疆的鞏固起了重大作用。

太史政 丙戌仲秋

注釋：
[1][2]宋?薛居正《舊五代史》卷134《僭偽列傳?王審知》，中華書局1976年。
[3]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267《後樑紀二》開平三年四月庚子條，中華書局1956年，下同。
[4]《資治通鑒》卷284《後晉紀五》開運元年三月乙酉條。
[5]宋?歐陽修《新五代史》卷68《閩世家》，中華書局1974年，下同。
[6]《資治通鑒》卷275《後唐紀四》天成元年十二月條。
[7]《資治通鑒》卷277《後唐紀六》長興二年四月條。
[8]清?吳任臣《十國春秋》卷90《閩太祖世家》貞明二年冬條，中華書局1983年，下同。
[9]參見《十國春秋》卷91《惠宗本紀》、《康宗本紀》所記三次閩人避難吳越之事。
[10]《資治通鑒》卷278《後唐紀七》清泰元年正月條。
[11][16][18]宋?錢儼《吳越備史》卷3《文穆王》開運元年春正月壬寅條附《林鼎傳》，浙江汪汝瑮家藏本《吳越備史》四卷《補遺》一卷，下同。
[12]《資治通鑒》卷282《後晉紀三》天福四年閏月辛巳條。
[13][17]《資治通鑒》卷282《後晉紀三》天福五年二月條。
[14][15]《資治通鑒》卷282《後晉紀三》天福五年三月條。
[19]《資治通鑒》卷282《後晉紀三》天福五年四月條。
[20][21][22]《資治通鑒》卷284《後晉紀五》開運元年三月條。
[23]《資治通鑒》卷284《後晉紀五》開運元年八月條。
[24]《資治通鑒》卷284《後晉紀五》開運元年十二月條。
[25]《資治通鑒》卷284《後晉紀五》開運二年正月條。
[26][42]宋?馬令《南唐書》，轉引自清人周在浚《南唐書注》卷2《元宗本紀》保大二年冬十二月條注文所引馬令《南唐書》原文，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藏民國四年劉氏嘉業堂刻本《南唐書注》十八卷《附錄》一卷，下同。
[27]宋?佚名《五國故事》，轉引自《南唐書注》卷2《元宗本紀》保大二年夏五月條注文所引《五國故事》原文。
[28]宋?路振《九國志》卷10《黃仁諷傳》，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藏清道光二十四年金山錢氏刻守山閣叢書本。
[29]《資治通鑒》卷284《後晉紀五》開運二年三月條。
[30]《資治通鑒》卷284《後晉紀五》開運二年五月丁巳條。
[31]陸遊《南唐書》卷2《元宗本紀》保大二年夏五月條，轉引自《南唐書注》保大二年夏五月條《南唐書》正文。
[32]陸遊《南唐書》卷2《元宗本紀》保大二年冬十二月條，轉引自《南唐書注》保大二年冬十二月條《南唐書》正文。
[33]陸遊《南唐書》卷2《元宗本紀》保大三年八月條，轉引自《南唐書注》保大三年八月條《南唐書》正文，具體戰況見同書卷5《查文徽傳》。
[34]《資治通鑒》卷285《後晉紀六》開運二年九月條。
[35]《資治通鑒》卷285《後晉紀六》開運三年四月條。
[36][38]《資治通鑒》卷285《後晉紀六》開運三年六月條。
[37]鄒勁風《南唐國史》第四章，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39][40][41][43]《資治通鑒》卷285《後晉紀六》開運三年八月條。
[44]參見何勇強《錢氏吳越國史論稿》第四章，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年，下同。
[45]《吳越備史》卷3《忠獻王》開運二年冬十月條。
[46][47]《資治通鑒》卷285《後晉紀六》開運三年十一月己酉條。
[48][49]陸遊《南唐書》卷8《王建封傳》，轉引自《南唐書注》卷8《王建封傳》正文。
[50][51][52][53]《資治通鑒》卷286《後漢紀一》天福十二年三月條。
[54][55]《資治通鑒》卷287《後漢紀二》天福十二年十二月條。
[56]《吳越備史》卷4《今大元帥吳越國王》乾德二年八月甲寅條附《吳程傳》。
[57]《資治通鑒》卷288《後漢紀三》乾佑二年，陸遊《南唐書》具體為十二月。
[58]對於《吳越備史》卷4《大元帥吳越國王》乾佑三年春二月條中有“遣『『『泉州刺史留從效率兵犯我無諸”等文，我認為不一定可信。從效即使口頭答應了，也不一定從行，且同書描述戰役之文中並無從效參與具體戰事，更多的可能是查文徽為了擴大聲勢而已。
[59][63][67]《資治通鑒》卷289《後漢紀四》乾佑三年二月條。
[60][66]陸遊《南唐書》卷5《查文徽傳》，轉引自《南唐書注》卷5《查文徽傳》正文。
[61][64][68]參見《吳越備史》卷4《今大元帥吳越國王》乾佑三年春二月條。
[62][70]《新五代史》卷62《南唐世家》，此句之前有“誨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語。
[65]《新五代史》卷62《南唐世家》。
[69]《吳越備史》卷4《今大元帥吳越國王》乾佑三年夏四月條。
[71]關於一些細節問題，諸如吳越將領潘審燔是否參戰，等等，可以參看《錢氏吳越國史論稿》第四章。
[72]《吳越備史》卷4《今大元帥吳越國王》乾佑三年六月條。
[73]陸遊《南唐書》卷12《陳誨傳》，轉引自《南唐書注》卷12《陳誨傳》正文。
[74]參見《資治通鑒》卷294《後周紀五》顯德五年三月條。
[75]《吳越備史》卷4《今大元帥吳越國王》顯德三年六月條。
[76]參考《錢氏吳越國史論稿》第三章對錢仁俊的考證。

後記：
從暑假開始，我便打算寫關於吳越國邊疆作戰的一系列論文習作，七月下旬的《試論湖州在吳越國國防中的地位問題》一文是其首篇，此文即作為第二篇吧。具體到這篇關於福州的文章，則因為初中對歷史課本上的地圖感興趣的時候，看到小小的吳越國竟然也在閩國滅亡後佔有福州，而感到不可思義。於是，當以算不上成熟的角度來重新考慮這個問題時，便有了想寫點什麼的想法。恰好我在網上搜索關於五代十國的學術論文時，看到了一些論述閩國的文章，雖然它們不時專門的論說福州在歸屬吳越國之後的作用，但卻激起了我對閩國一種久遠的記憶。九月上旬的時候，又幫一位網友下載一個關於西漢初年閩越國都城遺址的考古紀錄片，自己也順便重新看了一遍，那時，寫東西的想法便更加強烈了。
於是，從9月17日開始，我便搜集資料，斷斷續續一直到9月22日結束。9月23日星期六上午，在擬定本文的題目之後，下午便正式開始撰寫了。一直到此日晚上半夜十二點多，寫完文章的一半。然後，9月24日下午開始，一直到當日晚上半夜十二點，大致完成寫作任務。到了今天，即9月25日上午，則整理了完注釋，並寫此後記。而對於此文中的大部分直接引用史籍原文，則我是在認真考慮之後，認為畢竟是習作，盡可能多地列出史料能夠為以後重新審視這篇文章做準備。況且，我認為一篇真正的論文不在於引用史料的多少，而在於它所包含的作者對問題的分析是否原創，我相信我做到了這一點，以後繼續努力！
太史政2006年9月25日星期一上午11點02分